来源：中国经济网
近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十分复杂。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而又充满了变数。从国内看，虽然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有利于发展的条件也很多，但面临的矛盾也不少。如何充分估计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准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成立课题组，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与基本态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成员有余斌、陈昌盛等。
物价涨幅见顶回落
经济增长小幅下降
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
区域、城乡、内外平衡状况 有所改善
今年以来，宏观调控坚持把控物价作为首要任务，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经济运行总体较为平稳，并呈现以下特点和发展态势。
(一)物价涨幅见顶回落，全年CPI上涨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7月份达到6.5%的峰值后，受基数效应减弱、货币条件改善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涨幅呈现回落趋势，全年CPI上涨5%左右。
(二)经济增长小幅下降，全年增速略高于9%
前三季度，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高速增长，但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放缓。由于汽车、住房等与住、行相关的消费增长明显下降，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75个百分点。目前世界经济放缓，对我国出口已经开始产生影响，预计全年出口增长20%左右。从内、外需求综合看，今年以来总需求增长的适度回落，主要是宏观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有利于控制物价涨幅和实现经济运行的综合平衡。GDP增速将小幅下降，预计全年增长略高于9%。
(三)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
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保障房建设按计划推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品房投资下降缺口。特别是，“限购”措施的落实和实施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开展房产税试点等，房地产投资需求得到一定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态势得到初步遏制。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摸底和整顿，使正在上升的与土地、房地产相关的信贷风险和地方财政风险有所抑制，对防范系统性财政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重要作用。
(四)区域、城乡、内外平衡状况有所改善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得益于农民工工资上涨、农产品价格上升和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明显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出现积极变化，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在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进口保持更高增速，贸易顺差规模减小，内外平衡状况改善。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求平衡，进行了不少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一是注重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相结合。调结构是为了持续健康的增长，平稳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于结构调整的实施，二者并不矛盾。“好”不一定会必然导致“慢”，但不能为了求“快”而牺牲“好”。二是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是注重推进内外平衡。着力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妥善处理国际经贸关系，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重，提升价值链和扩展贸易增长点并举，增强汇率弹性，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四是更加注重系统性风险管理，忧患意识与风险意识增强。土地、房地产与我国金融、财政风险高度关联，整顿地方投融资平台、调控房地产市场，建立预警机制和风险显示机制，有利于降低系统风险。
在世界经济大幅波动、增长低于预期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高耗能行业快速扩张等问题依然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依然艰巨。
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恶化
我国总需求增长将有所回落
力争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把防范化解风险放到重要位置
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市场信心动摇，金融市场持续大幅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下跌，全球制造业活动收缩，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恶化。2012年，我国出口、投资需求面临下行压力，潜在风险也在增加，需要在防范、化解风险中把握机遇，积极推动结构调整，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加深，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恶化
2012年，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三个显着的特点：一是政治周期与商业周期叠加。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多个主要经济体将面临政府选举。面对经济下滑、债务高企、失业增加等问题，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需要，可能不顾客观经济现实，发表偏激言论和难以兑现的承诺，上台之后也可能对现行经济政策做出不合时宜的调整，使脆弱复苏进程雪上加霜。二是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短期挑战不同，政策取向也存在明显差异，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可能加深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三是结构调整与短期目标冲突。国际金融危机是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需要重大结构调整才能出现转机。但是，当前的政治氛围和面临的短期风险，使其无法实施真正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调整。
从目前情况看，欧债危机的发展态势，是决定2012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关键因素。总体上发达经济体陷入中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增加。经过美、欧债务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暗淡。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实际上处于紧缩状态。目前市场流动性充裕，即便再度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在信心缺失和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领域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效果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发达经济体重启新一轮增长周期，需要重大的结构调整和新增长动力的出现。然而，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并没有发生，新能源和低碳、信息技术、生物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新增长点至今尚不明朗。可以说，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新突破，发达经济体可能陷入类似日本“失去的10年”。
(二)我国总需求增长将有所回落
1.出口增长难以达到今年水平。发达经济体结构调整无力，受主权债务危机拖累，财政刺激空间压缩，经济增长失去动力。2012年，即便不爆发深度危机，发达经济体增长也将处于2%以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虽然好于发达国家，但由于国际市场动荡，出口条件恶化，资本流动的冲击正在加大，新兴经济体并不能真正“脱钩”。在全球需求放缓背景下，2012年我国出口增长难以达到今年水平。考虑发达国家的刚性需求，必需品无法替代，而且入世以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提升、出口结构优化和竞争力提高等因素，预计出口增长15%左右。
2.消费增长预计稳中有升。由于农产品价格高企，今年食品类消费明显高于近年平均水平。受汽车限购、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汽车类销售则大幅下降。目前，汽车销量处于底部回升阶段，考虑到汽车消费自身的更新置换周期，明年增速将会有所提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特定发展阶段，部分高收入群体奢侈性、炫耀性消费将持续扩张。同时，部分保障房建成入住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家电类消费增速也有望小幅回升。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左右，实际增长略高于今年。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回落。今年投资能保持较快增速，主要得益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高增长，这两大行业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60%。我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长10%，会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2012年出口增速回落5个百分点左右，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制造业投资扩张。从房地产投资看，既定调控政策尚不能马上放松，否则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由于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趋紧，融资难度加大，未来一段时间商品房投资进度将会放缓；2012年保障房投资新开工面积有较大下降，公租房和廉租房融资难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投资增速也可能回落。从有利因素看，受既定项目开工和需求缺口推动，明年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明显回升，这3项占投资比重接近25%；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机器替代劳动”推动的设备更新改造，对投资增长也会形成一定支撑；在五年规划周期中，第二年往往是规划项目落地开工较集中的年份。综合上述因素，预计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左右，比今年回落4个百分点。但考虑价格因素影响，投资实际降幅小于名义降幅。
(三)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小幅回落中力争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综合上述分析，预计2012年我国总需求增长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在现有政策条件下，经济增长将回落到8.5%左右。在经济增长下行过程中，贸易顺差规模缩小，内外平衡进一步改善；伴随着出口、投资增长的下降，消费增速回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受产业转移和能源资源需求增加等因素拉动，中西部地区将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有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民收入增速有望继续高于城市居民，有利于遏制城乡差距拉大；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工资水平上升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总体上有望呈现增长速度平缓回落、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的格局。
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过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符合“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预期目标，也将为结构调整创造了良好宏观环境。2012年，在防范、化解风险的同时，把握好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国内物价下行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中长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全球需求下行背景下，我国物价上涨压力将有所减弱，2012年CPI涨幅将回落至4%左右。但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还在持续，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以及我国经济正处在成本上升阶段，决定了反通胀仍具有长期性。尤其重要的是，控通胀应更多采取市场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作用。推进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短期内会增加物价上涨压力，但中长期有利于保障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抓住通胀压力趋减的有利时机，理顺价格机制十分重要，并通过增加对低收入群体补贴等方式提高社会承受能力。为此，建议将2012年CPI的预期目标设定为5%左右，为推进价格改革预留一定空间。
(四)要把防范化解风险放到重要位置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后期。本轮增长速度回调，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还是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滑，需要进一步观察。就明年而言，国际经济态势、国内房地产市场走势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积累和引发的可能性增大。需要高度关注如下几个领域的现实或潜在风险。一是明年投融资平台将迎来集中还款高峰，局部地区可能面临一定偿付压力；二是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点，当增长放缓后，产能过剩问题凸显，部分行业可能出现较大面积亏损；三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如果房价较大幅度下降，银行、地方政府都面临巨大资金压力；四是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和泡沫经济结合，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较大冲击和群体事件。
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
如何看待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
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如何应对国际压力增加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受宏观政策和短期需求变化影响，更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我国“十一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1.2%，即便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2009年也超过了9%。部分人因此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处在10%以上才是正常的。其实，我国需求结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上半年，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也在缩小，这很可能预示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重回“十一五”时期高增长，既不符合“十二五”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也不应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二)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潜在风险也在增加。国内外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的教训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投机性购房占比过高，是房地产市场积累泡沫的深层原因。促使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发展轨道，切实发挥住房居住性功能，需要实行中性的住房金融政策，需求与供给有机结合管理，严格限制投机、投资性住房比例。在调控政策上，可采取“稳供给、抑投机、重自住”的政策组合，即稳定商品房供给、限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鼓励自住型需求；以时间换空间，房价不涨其实就是下降；以房价稳中有降为目标，争取用3至5年的时间，使房价回归社会基本可承受的水平。
(三)如何看待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财政超收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在看到财政增收形势喜人的同时，应该看到背后的隐忧。一是大量超收资金游离在预算监督之外，影响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效率。二是伴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财政支出扩张也十分迅速，刚性支出一旦形成就难以压缩。三是财政收入高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并存，不利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增长不可持续。经济增长一旦下降，财政收入增长随之下降，高增长时期形成的刚性支出将难以为继。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阶段和税制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但随着工业化逐步完成，税收弹性会明显下降，财政超收现象随之结束。同时，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阶段，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往往会明显增加。收入放缓而支出增加，财政可持续性将面临考验。对此，应早做准备，在不断优化、调整税制结构的同时，一方面着力涵养税源，壮大税基，另一方面切实量入为出，福利体系的建设要与财政能力相适应。
(四)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今年来，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资金偏紧背景下，行业间利润出现不合理的挤压分配。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类企业利润增长相对较快。在货币政策收紧背景下，金融企业定价能力明显增强，对非金融类企业利润形成一定挤压。二是上游行业相对于下游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行业具备更强的成本传导能力，对中下游行业利润产生挤压。三是随着信贷规模收缩，市场资金成本上升，更容易获取金融资源的大企业，部分发挥了“影子银行”的作用，对中小企业利润形成一定挤压。在资金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的背景下，这种利润挤压使虚拟经济或垄断部门受益，而竞争性实体经济，民营和中小企业受损，导致经济运行活力下降。推动国有企业和垄断部门改革，鼓励金融创新，是减少这种扭曲的治本之策。
(五)如何应对国际压力增加
首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转嫁危机和转移国内矛盾，可能会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次，发达国家面对债务危机，可能要求中国无条件地、大幅度地参与救援行动，并在其他方面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第三，发达国家试图把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推到我国身上，我们将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对此，我们应加强战略谋划，增强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