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3月的最后一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19个城市相继公布了新“国五条”落地细则，公众终于等来了“靴子落地声”。纵观已出台的地方细则，大多仍以重申新“国五条”的原文精神为主，普遍回避了二手房交易计征“20%个税”等热点问题。从政策力度来看，北京细则可谓是目前最为严厉的版本，从限购、信贷、限价、供应等多项措施重拳出击楼市，而其他城市自由操作空间特别大，力度上几无实际的杀伤力。
从2003年的“18号文”，到随后出台的“国八条”、“国六条”、“国四条”、“国十条”、“新国八条”，再到最新出炉的“国五条”及其细则……10年里，国务院先后9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房地产市场调控，房价却仍然一路上扬。自2011年祭出限购组合拳以来，房价这匹“脱缰的野马”只是放慢了些脚步而已。房价居高不下，除了因为地产商缺乏“道德血液”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没有相关产业作支撑的欠发达城市和沿海新兴地区。拍卖槌一落，少则几亿元多则几十亿元甚至过百亿元的收入就来了；土地整理一下，就能到银行换取大量贷款。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房地产税费，哪个地方能拒绝这种“快钱”的诱惑？在“土地财政”模式下，地方政府追求的是土地收入越多越好，但高价卖地必将导致高价卖房。当然，地方政府也希望房价回归合理空间，满足公众的住房需求。但很明显，“土地财政”与“楼市调控”的目标是相悖的，不改革“土地财政”的城市经营模式，“楼市调控”的民生目标就恐难实现。
客观地说，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财政”在缓解地方财力不足、解决公共品供给融资难、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制度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这一模式，事实上造就了“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滚动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购房者却要最终为高房价“埋单”。国有土地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如果将土地供应目标定位于地方财政的利益最大化，将有悖于国有即为全民所有这一基本属性。但现实中，弱化地方对“土地财政”的渴求谈何容易，首先，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钱少事多”的难题；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代表，在土地交易过程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谋求利益最大化在所难免；再次，地方政府支出屡创新高，不习惯过紧日子。
现有的楼市调控政策，主要是抑制市场需求，并没有触及“土地财政”这一房地产利益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要实现房价合理回归的调控目标，必须淡化房地产行业的“经济支柱”定位，必须转变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方式。要做到这些，重中之重便是将楼市调控纳入官员政绩考量的顶层设计，倒逼地方政府不得不舍弃或弱化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偏好，否则房地产调控就难以摆脱“越调越涨”的怪圈。（丁建庭）